龚自珍民族族群:汉人。字号:字璱人号定盦。所处时代:清代。出生地:浙江仁和(今杭州)。出生时间:1792年8月22日(壬子年)。去世时间:1841年9月26日(辛丑年)。别称:易简、巩祚。主要作品:《辛巳除夕与彭同年同宿道观中,彭出平生诗,》《己亥杂诗》《咏史》《已亥杂诗》《鹊踏枝》等。主要成就:诗词、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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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亥杂诗》、《鹊踏枝》、《咏史》、《西郊落花歌》、《梦中作四截句其二》、《杂诗》、《杂诗》、《夜坐其二》、《杂诗》、《已亥杂诗》、《杂诗》、《已亥杂诗》、《辛巳除夕与彭同年同宿道观中,彭出平生诗,》、《咏史》、《己亥杂诗》、《杂诗》、《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別黃蓉石比部玉階》、《已亥杂诗》、《己亥杂诗》。
二、词作特色
?龚词大部分还是消闲之作,抒写缠绵之情,成就远逊于诗。晚年他发现自己词的缺点:“不能古雅不幽灵,气体难跻作者庭。悔杀流传遗下女,自障纨扇过旗亭。”(《己亥杂诗》)谭献则认为龚词“绵丽沈扬,意欲合周、辛而一之,奇作也”(《复堂日记》二)。他也写了一些抒发感慨怀抱的词,如〔鹊踏枝〕《过人家废园作》抒发孤独而自豪的感情;〔凤凰台上忆吹箫〕《丙申三日》写与庸俗文士的矛盾和理想不能实现的感慨;〔浪淘沙〕《书愿》写愿望,略同《能令公少年行》;〔百字令〕《投袁大琴南》写与袁琴南儿时同上家学的情景;〔湘月〕《壬申夏泛舟西湖》写思想上剑态和箫心的矛盾,有志于作为,又思退隐,留恋山水。
三、文学创作
龚自珍的文学创作,表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特点,开创了近代文学的新篇章。龚自珍认为文学必须有用。他说,“曰圣之时,以有用为主”,“求政事在斯,求言语在斯,求文学之美,岂不在斯”(《同年生吴侍御杰疏请唐陆宣公从祀瞽宗……》)。指出儒学、政事和诗文具有共同目的,就是有用。他认为诗和史的功用一样,都在对社会历史进行批评,文章、诗歌都和史有源流的关系。他认为《六经》是周史的宗子;《诗经》是史官采集和编订起来的,而且“诗人之指,有瞽献曲之义,本群史之支流”(《乙丙之际箸议第十七》)。因此,选诗和作史的目的,都是“乐取其人而胪之,而高下之”,进行社会历史批评。所以他把自己的诗看成“清议”或“评论”,“贵人相讯劳相护,莫作人间清议看”(《杂诗,己卯目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安得上言依汉制,诗成侍史佐评论”(《夜直》)。从这一诗论观点出发,他认为诗歌创作的动机是由于“外境”即现实生活所引起,“外境迭至,如风吹水,万态皆有,皆成文章”(《与江居士笺》),不得不然。而创作方法则和撰史一样,应利用一切历史资料(《送徐铁孙序》)。龚自珍的诗和他的诗论是一致的。他打破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模山范水的沉寂局面,绝少单纯地描写自然景物,而总是着眼于现实政治、社会形势,发抒感慨,纵横议论。他的诗饱含着社会历史内容,是一个历史家、政治家的诗。他从15岁开始诗编年,到47岁,诗集共有27卷。他很珍惜他的少作,“文侯端冕听高歌,少作精严故不磨”;“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己亥杂诗》)。这些“精严”而“字字真”的少作,虽然都已失传,但当时却是针对政治和官僚庸俗的“伤时”、“骂坐”之作,被一般文士视为“大不可”的。因此他又曾几次戒诗。 嘉庆二十五年(1820)的秋天,他开始戒诗,次年夏因考军机章京未被录取,赋《小游仙》15首,遂又破戒。道光七年(1827)十月,他编了两卷《破戒草》后,又发誓戒诗,“戒诗昔有诗,庚辰诗语繁”正是愤慨于他的诗不能为腐朽庸俗社会所容忍。所以后来他又破戒作诗。龚自珍诗今存的600多首,绝大部分是他中年以后的作品,主要内容仍是“伤时”、“骂坐”。道光五年的一首《咏史》七律是这类诗的代表作。诗中咏南朝史事,感慨当时江南名士慑服于清王朝的险恶统治,庸俗苟安,埋头著书,“避席畏闻,著书都为稻梁谋”。诗末更用田横抗汉故事,揭穿清王朝以名利诱骗文士的用心:“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又如道光六年(1826)所作七律《释言四首之一》,愤怒反讥庸俗官僚对自己的诽谤,“木有文章曾是病,虫多言语不能天”;辛辣嘲弄朝廷大官僚对自己的嫌弃,“守默守雌容努力,毋劳上相损宵眠”。晚年在著名的《己亥杂诗》中,诗人不仅指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的侵略和危害,统治阶级的昏庸堕落,而且也看到了人民的苦难,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内疚,如“只筹一缆十夫多”、“不论盐铁不筹河”等,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龚自珍更多的抒情诗,表现了诗人深沉的忧郁感、孤独感和自豪感。如道光三年(1823)的《夜坐》七律二首,“一山突起丘陵妒,万籁无言帝座灵”,在沉寂黑夜的山野景观中,寄托着诗人清醒的志士孤愤,抒发着对天下死气沉沉的深忧。在诗人的许多作品中表现了重重矛盾。作于道光元年的《能令公少年行》一首七言古诗相当集中地表现了诗人思想中的矛盾。诗中有逃向虚空的消极因素,更多的积极意义在于诗人对无可奈何的现实社会环境的极端厌恶和否定,因而在《己亥杂诗》“少年尊隐有高文”、“九州生气恃风雷”二诗中,他确信前所未有的、巨大时代变化必然到来,希望“风雷”的爆发,以扫荡一切的迅疾气势,打破那令人窒息、一片死气沉沉的局面。
四、藏书故事
他不仅仅是晚清思想家,还是一名知名的藏书家、目录学家。道光元年(1821)官内阁中书,出任国史馆校对官。道光九年(1829)成进士。官至礼部主事。十九年,弃官南归。于江苏云阳书院猝然去世。承家学渊源,精通文字、训诂,渐涉金石、目录,泛及诗文、地理、经史百家。一生志存改革,青年时代所撰《明良论》、《乙丙之际著议》等文,对封建的积弊,进行了揭露和抨击。藏书极精,抄本和宋、元本达20余种,曾托钮树玉、何元锡等人助其搜讨,又四处借抄。曾为诸多知名藏书家撰写藏、藏书诗、藏书序跋。其《慈云楼藏书志·序》,对古典目录学的阐述,深刻独到:目录之学,始于刘向,嗣是而降,约分三支:一曰朝廷官簿,一曰私家著录,一曰史家著录,三者体例不同,实相资为用,不能偏废。尤喜收藏碑文、石刻、印章,文博藏品之富,陈元禄称之为“不可胜记”。藏室名为“宝燕阁”、“寰中一玉之斋”,其藏帖“二千种之冠”,邀林则徐、魏源、何绍基等好友同赏。又有“晋墨斋”。研究藏品之作如《说印》、《商周彝器文录序》、《秦汉石刻文录序》、《瓦录序》等专论文章数篇。惜藏书后来毁于火。他生平诗文甚富,后人辑为《龚自珍全集》。长子龚橙(1817~1870)字孝琪、孝拱,号昌瓠,喜藏书,并撰有《仁和龚氏旧藏书目》1册,手抄本,著录图书700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