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所处时代：清代
龚自珍所处时代：清代。字号：字璱人号定盦。民族族群：汉人。出生地：浙江仁和（今杭州）。出生时间：1792年8月22日（壬子年）。去世时间：1841年9月26日（辛丑年）。别称：易简、巩祚。主要作品：《辛巳除夕与彭同年同宿道观中，彭出平生诗，》《己亥杂诗》《咏史》《已亥杂诗》《鹊踏枝》等。主要成就：诗词、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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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亥杂诗》、《鹊踏枝》、《咏史》、《西郊落花歌》、《梦中作四截句其二》、《杂诗》、《杂诗》、《夜坐其二》、《杂诗》、《已亥杂诗》、《杂诗》、《已亥杂诗》、《辛巳除夕与彭同年同宿道观中，彭出平生诗，》、《咏史》、《己亥杂诗》、《杂诗》、《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別黃蓉石比部玉階》、《已亥杂诗》、《己亥杂诗》。
二、诗作特色
政论、抒情和艺术统一 他的许多诗既是抒情，又是议论，但不涉事实，议论亦不具体，而只是把现实的普遍现象，提到社会历史的高度，提出问题，抒发感慨，表示态度和愿望。他以政论作诗，但并不抽象议论，也不散文化。 丰富奇异的想象 在他的诗中，“月怒”、“花影怒”、“太行怒”、“太行飞”、“爪怒”、“灵气怒”等等，习见的景物变得虎虎有生气，动人耳目，唤起不寻常的想象。又如《西郊落花歌》描写落花，使引起伤感的衰败的景物，变为无比壮丽的景象，更高出寻常的想象之外。“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己亥杂诗》），则从衰败中看出新生。“天命虽秋肃，其人春气腴”（《自春徂秋，偶有所触，得十五首》），从没落的时代中，也看到新生的一面。 形式多样，风格多样 诗人自觉地运用古典诗歌多种传统形式，“自周迄近代之体，皆用之；自杂三四言，至杂言，皆用之”（《跋破戒草》）。实际他写得多的还是五七言“古体诗”，七言的“近体诗”，而以七言绝句为大宗。一般趋向是不受格律的束缚，自由运用，冲口而出。这也以七言绝句表现得最突出。作于道光十九年（1839）的《己亥杂诗》[2]315首，独创性地运用了七言绝句的形式，内容无所不包，诗人的旅途见闻，以及生平经历和思想感情的发展变化，历历如绘，因而成为一种自叙诗的形式。它们可以作为一首诗读。由于作者这种充分地、富于创造性地运用，自然地使七言绝句成为一种最轻巧、最简单、最集中的描写事物、表达思想感情的形式。复杂深刻的思想内容，多种多样的语言形式，是龚诗风格多样化的基础。“从来才大人，面貌不专一”（《题王子梅盗诗图》），诗人是以风格多样化自勉和自许的。他的古体诗，五言凝炼，七言奔放；近体诗，七言律诗含蓄稳当，绝句则通脱自然。 语言清奇多彩不拘一格 有瑰丽，也有朴实；有古奥，也有平易；有生僻，也有通俗。一般自然清丽，沉着老练，有杜韩的影响，有些篇章由于用典过繁或过生，或含蓄曲折太甚，不免带来艰深晦涩的缺点。龚自珍先进的思想是他许多优秀诗篇的灵魂。思想的深刻性和艺术的独创性，使龚诗别开生面，开创了诗的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不同于唐宋诗，实开近代诗的新风貌。龚诗在当时欣赏的人不多，它的影响始大于晚清，主要由于它的突出的思想性和政治性，使抒情与思想政治内容结合，又不落于以文字、学问、议论为诗。龚自珍文在当时比诗有名，也更遭到一般文士的非议，目为禁忌，不敢逼视。除几组学术论文外，它们重要的一部分是不同形式的政论文。有些“以经术作政论”，“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这些文章都是用《春秋》公羊学派的观点与现实的政治联系，引古喻今，以古为用。如《乙丙之际箸议七》、《乙丙之际箸议九》和《尊隐》等，都是公羊“三世说”的运用。有些则是直接对清王朝腐朽统治的揭露和批判，如《明良论》；以及各种积极建议的篇章，如《平均篇》、《西域置行省议》、《对策》、《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等。另一类是讽刺性的寓言小品，如《捕蜮》、《病梅馆记》等。还有许多记叙文，记人、记事、记名胜、记地方，如《杭大宗逸事状》、《书金伶》、《王仲瞿墓志铭》、《书居庸关》、《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等，内容不同，都富有现实意义。
三、介绍
龚自珍（1792年～1841年），字璱（sè）人，号定庵（ān），后更名易简，字伯定；又更名巩祚，号定庵，清代思想家、文学家。汉族，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出身于世代官宦学者家庭。祖父龚禔身，官至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著有《吟朦山房诗》。父丽正，官至江南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著有《国语注补》、《三礼图考》、《两汉书质疑》、《楚辞名物考》等书。母段驯，著名小学(古汉语指文字学)家段玉裁之女，著有《绿华吟榭诗草》。晚年居住昆山羽琌山馆，又号羽琌山民。清代思想家、诗人、文学家及改良主义的先驱者。 1813年4月再应顺天乡试，又名落孙山，7月妻子因误诊卒于徽州府署。9月天理教农民。次年著四篇《明良论》，第一次明快地表露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对君权进行抨击。他指出，的原因首先在于皇帝视臣下如犬马、奴才，使大臣不知廉耻，只知朝夕长跪，只知追求车马、服饰，以言词取媚君上。在这种制度下，“官愈久则气愈偷，望愈崇则谄愈固，地愈近则媚益工”入骨三分的针砭，令外祖父段玉裁阅后又惊又喜，他欣然加墨批点：“四论皆古方也，而中今病，岂必别制一新方哉？”他欣慰地说“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憾矣！”。后回徽州后参与父亲主持的《徽州府志》[1]重修工作。1815年，续娶安庆知府何裕均侄孙女何吉云。祖父病逝后与家人回杭州守孝。两年后返京，租住北京法源寺南。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28岁的龚自珍会试不售，在京师与魏源一起师事今文学家刘逢禄，研读《公羊春秋》。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龚自珍会试再度落第，以举人挑选为内阁中书。从道光元年起，又任国史馆校对等官职，先后十几年。其间，他阅读了内阁丰富的档案和典籍，勾索旧闻，探讨历代得失，以后又参加《大清一统志》的修撰，写出了《西域置行省议》等有深刻见解的文章。 道光九年（1829年），38岁的龚自珍经过第六次会试，终于考中进士。他在殿试对策中仿效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撰《御试安边抚远疏》，议论平定准噶尔叛乱后的善后治理，从施政、用人、治水、治边等方面提出改革主张。“胪举时事，洒洒千余言，直陈无隐，阅卷诸公皆大惊。”②主持殿试的大学士曹振镛是个有名的“多磕头、少说话”的三朝不倒翁，他“以楷法不中程，不列优等”，将龚自珍置于三甲第十九名，不得入翰林，仍为内阁中书。在历任京官的20年中，龚自珍虽困阨闲曹，仍屡屡上书，指斥时弊，但都未被采纳，甚至被同僚视为“痼疾”。这一时期，他也撰写了更加成熟的一些政论，如《乙丙之际箸议》、《大誓答问》、《古史钩沉论》等，讥刺封建官僚的昏庸。 由于龚自珍屡屡揭露时弊，触动时忌，因而不断遭到权贵的排挤和打击。道光十九年（1839年）春，他又忤其长官，决计辞官南归，于四月二十三日（6月4日）离京。同年九月又自杭州北上接还眷属。两次往返途中，百感交集的龚自珍写下了许多激扬、深情的忧国忧民诗文，这便是著名的《己亥杂诗》315首。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春，龚自珍执教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三月，父亲龚丽正去世，龚自珍又兼任了原由其父主持的杭州紫阳书院讲席。夏末，他曾写信给江苏巡抚梁章钜，准备辞去教职，赴上海参加反抗外国侵略的战斗。但八月十二日（9月26日），突患急病暴卒于丹阳，年仅50岁。
四、轶事典故
藏书故事龚自珍不仅仅是晚清思想家，还是一名知名的藏书家、目录学家。一生志存改革，青年时代所撰《明良论》、《乙丙之际著议》等文，对封建的积弊，进行了揭露和抨击。藏书极精，抄本和宋、元本达20余种，曾托钮树玉、何元锡等人助其搜讨，又四处借抄。曾为诸多知名藏书家撰写藏、藏书诗、藏书序跋。其《慈云楼藏书志·序》，对古典目录学的阐述，深刻独到：目录之学，始于刘向，嗣是而降，约分三支：一曰朝廷官簿，一曰私家著录，一曰史家著录，三者体例不同，实相资为用，不能偏废。尤喜收藏碑文、石刻、印章，文博藏品之富，陈元禄称之为“不可胜记”。藏室名为“宝燕阁”、“寰中一玉之斋”，其藏帖“二千种之冠”，邀林则徐、魏源、何绍基等好友同赏。又有“晋墨斋”。研究藏品之作如《说印》、《商周彝器文录序》、《秦汉石刻文录序》、《瓦录序》等专论文章数篇。惜藏书后来毁于火。他生平诗文甚富，后人辑为《龚自珍全集》。其子龚橙撰有《仁和龚氏旧藏书目》1册，手抄本，著录图书700余种。 名父·逆子龚橙是龚自珍的长子，字孝拱，号半伦。他除了对小老婆，别的通通不爱，故自号“半伦”，真是“坦诚”得让人佩服。龚半伦虽放荡不羁，可并非不学无术之徒，相反他自幼聪颖，“藏书极富，甲于江浙，多四库中未收之书”，少时即“沉酣其中”。孝拱治学于公羊最深，著述甚富。他不自收拾，为人豪放，不修边幅，恃才傲物，世人因此多忌恨他。晚年家道益落，变卖先人金石书画殆尽。李鸿章爱其才，月资二百金以备无米之炊。孝珙客居海上时，曾做英国人威妥玛的幕府，月资数百金。后来资金日减，生活益窘，宠爱的两个姬妾都下堂入厨。 有人甚至攻击他曾把女儿送给威妥玛做妾。龚孝拱给英国人巴夏礼做幕僚时，曾引导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据说当时英人欲直攻故宫，龚孝拱力阻之，说圆明园珍宝如山，是中国菁华之所在，毁此亦足以泄愤。英人听从他的话，京城遂得保存。 与龚半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父亲龚自珍。父子俩一个爱国，一个，一个名垂青史，一个遗臭万年。清人赵翼说，名父之子多败德，这虽然不是必然规律，但名父不幸而有逆子，按照“子不教父之过”的说法，龚自珍自然也难辞其咎。孝珙除精于公羊学外，还精于史学、小学。著有《元志五十卷》、《雁足镫考三卷》、《清邋遢史三卷》。 死因之谜 离奇暴毙与丁香花公案 自珍在京做官时，是明善堂主人的上客。主人的侧福晋顾太清慕其才，二人有暧昧事。有人说，自珍诗集中游仙诗及词中《桂殿秋》、《忆瑶姬》、《梦玉人引》诸阙，倘恍迷离，都是为这件事而引发的。后来被明善堂主人察觉，只好引疾归乡。结果还是被明善堂主人鸩杀了。还有一说。自珍晚年眷恋一个私娼，叫灵萧，而灵萧却另有所爱。有一天，他去灵萧家，遇见了那个人，自珍让灵萧与他断绝往来。灵萧明应，而暗中往来愈密切。半年之后，龚自珍在灵萧家又遇到那人。龚自珍回家拿了鸩毒交给灵萧，命她毒死那人。这种毒药本出自宫内，服下后并非立即死，死后也没有伤痕可验。那灵萧收下药，随即放入酒中，端给自珍。龚自珍饮下，回到家就感不适，数日后死了。 虽然日子过得苦哈哈，龚自珍诗歌中却不乏艳情之作，这与他的生活态 度是分不开的。他对女性的欣赏，让他一生中有过许多短暂的情缘。其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他与清代女词人顾太清的情感纠葛。这一段情事，是清代最广为人知、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一段秘闻，称为“丁香花公案”。 这段公案，起源于龚自珍《己亥杂诗》中的一首。诗歌写道：“空山徒倚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篇末并自注云：忆宣武门内太平湖之丁香花一首。这里的“宣武门内太平湖”，指的是乾隆曾孙、宗室才子、贝勒奕绘的府邸；而“丁香花”、“缟衣人”，则被附会为奕绘的侧福晋顾太清。 奕绘和顾太清都能诗善文，与京中文人墨客过从甚密。龚自珍本是他们夫妇的座上宾。人们认为这首诗表明顾太清与龚自珍之间存有暧昧之事。清末学者冒广生《读太素道人〈明善堂集〉感顾太清遗事辄书六绝句》首次将此事书之成文：“太平湖畔太平街，南谷春深葬夜来。人是倾城姓倾国，丁香花发一徘徊。”这起“丁香花公案”遂广为流传，赞同者有之，反对者有之，辟谣者有之。清末的曾朴曾将此事虚构一番，写入了小说《孽海花》的第三、四回，两人的所谓“情事”更是得以盛传。 龚自珍与顾太清一为当世才子，一为闻名才女，二人的情缘是真是幻，直到今日仍然争执不休。只是，这件事对两位当事人的一生影响深远。顾太清被逐出王府，从此流落市井。1839年（道光十九年），龚自珍也辞官回乡。他匆忙离开京师之后，对进京心有余悸，曾遣仆人入京迎接家眷，自己并不亲往。两年后的八月廿十，龚自珍暴病而卒。 其他说法一说死于权贵穆彰阿之手，一说被青楼女子灵箫和小云毒死，—说是荣亲王府派来的杀手。晚清小说《孽海花》则以龚自珍儿子的口吻说，他被宗人府的同事，用毒酒毒死了。